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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启明星︱蓝天白云的护卫者 ——访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红丽

​梁偲 江世亮 世界科学 2022-05-04


王红丽


王红丽进入今日启明星专栏的访问人选还是因为那次2018启明星颁证交流会,无论是会上她落落大方的介绍,还是私下聊天时她对大家关心的雾霾治理专业上的解读,都给人留下印象。


不久前结束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上海的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受到各方好评。得知这一信息我们就想到了王红丽。


王红丽和她的同事们可是在这次进博会空气质量保卫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一批幕后英雄!


就从听故事的角度我们也很想有这次访问,于是就联系红丽并在春节前安排了与她见面交流。


王红丽是一个性格爽朗的女孩,加上我们是为启明星报道而来,又是第二次见面,她也知道我们想了解的内容,所以彼此马上进入正题。


一个通过努力换来的新起点

王红丽出生于山西晋中太谷。


在红丽印象中,小时候家乡的环境很好,但上高中的时候就感觉到污染了——上学经过一个钢铁厂时,天都是灰蒙蒙的,而且有异味。


但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污染和雾霾,在那个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年代,大家都还没有环保的意识。


这种粗放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差。


王红丽当时也不可能想到读高中前的这段家乡环境记忆日后会与她的职业有关。


王红丽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她出生前父亲就已工伤赋闲在家。家庭条件并不好的她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应该要太多,唯有读书要比别人更努力。


中考时,她那一届200多个学生中只有5个人考上高中。进了高中她发奋苦读,圆了自己想考一个好大学的梦想,进入武汉大学,这也是她所在高中截至当时获得录取的最好大学。


2001年,王红丽入读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对于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她来说,学校的环境和学习条件之好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


王红丽读的是环境科学专业,这个专业不仅要系统学习环境科学,还对化学等基础学科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她只能花更多的时间来消化相关知识。


王红丽属于那种越挤压越有弹性的性格,学校对课程的安排反激起了她的好学欲望。


受益于大三起本科生可以参与科研的制度,红丽成了较早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大三时,她已经有一半的时间花在科研上。


毕业设计的成果在SCI学术期刊上得以发表,也让她有底气、有基础去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临近毕业,王红丽在通过全国研究生笔试考试后,踏上了北大面试之路。与她同行的还有同班的9个同学,他们都报考了北大的研究生。


述说这段经历时,王红丽还清楚地记得面试时主考官问的问题:大气化学和水化学有什么区别?


她本科阶段是侧重水化学的,对大气化学其实并不太了解,因此她只能基于之前的实验室研究经历以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思考回应了考官的提问。


但没想到这番直率陈述获得了在场教授们的高度认可,面试成绩拿到了最高分。


当问及面对台上那么多学界大牛有没有害怕紧张时,王红丽说当时她并没有想那么多,自己只是一个本科生,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知道的完整地展示出来就够了。


讲到这里时,她说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不给自己留退路,成就是成,不成可能就是能力确实不行。


也许就是这种“成与不成顺其自然”的态度让王红丽在面试时能坦然面对,而不是过分在意得失。


最终,与王红丽同去面试的同学共计10人都被北大录取,这对同一个专业来说应该是创纪录的表现了,当年武汉大学校报也对此作了特别报道。


一次不留退路的选择

几年前,我国北方冬天的持续雾霾天气引发举国上下对雾霾防治的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的紧迫性一下子凸显出来。


然而,在王红丽刚到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2005年,整个大气化学和空气质量改善都还不太受重视,即使全国最高学府,研究项目也不能算多,于今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当年有限资源的条件下,老师与学生们的科研热情依然高昂。


当时的北大对研究生毕业的“数字”要求是只需要发表一篇核心论文就够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硬”的要求,即在读期间一定要有独立的、成体系的创新性研究,毕业时要有独立思考和科研的能力。


这个“硬”要求不是嘴上说说的规则,而是每个老师手中的戒尺,用来衡量学生能否毕业的标准,王红丽说她毕业的时候就有3个同学没有拿到学位证。王红丽在硕士期间发表了3篇SCI文章,其中2篇是一区文章,就算与博士生相比也不逊色。


就在导师很看好王红丽的科研能力和未来发展时,她却选择了工作。


导师和学院的老师大都对王红丽的选择不解,都希望她能继续攻读博士。


时隔10年(2012—2015年在复旦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攻读),王红丽在解释当年的选择时这样表述:当时是觉得自己的科研接近瓶颈了,在没有找到新的方向和新的理由的情况下,读博带来的也只是工作量的叠加,那为什么不尝试新事情呢?比如工作,所以最后很武断地走向了工作。


“武断”这个词似乎透露出一些情绪,于是我们追问王红丽是否后悔了,她说:

“现在看来,如果顺着当时的研究继续下去,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甚至是更好的发展。但是也没有后悔,因为只要自己决定了就会坚持往前走,不会主观上想放弃,也没有退路,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交谈时间不长,王红丽已经几次提到“没有退路”这样的话,这可能跟从小的家庭环境影响有关,心直口快的她语言中透出了一种不向生活低头的韧劲和认定了就坚持向前的冲劲。


对王红丽而言,来上海工作实属偶然。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当时的招贤榜上明确要招一名大气化学方向的博士,而王红丽看到这条招聘信息后觉得自己的专业十分对口,虽然要招的是博士,她也觉得自己的机会很大。不出所料,递材料和面试后,环科院最终聘用了她。


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迎战PM2.5

王红丽到环科院后正逢上海为世博会厉兵秣马,而空气质量保障是其中一个重点,环科院也希望借此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和部署,进一步提升能力。


新来乍到的王红丽因为有大气科研的背景,直接参与到了大气污染超级观测站的建设和世博会保障的前期准备工作中。


不同于常规监测只能说明空气怎么了,超级观测站的监测还能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办。超级观测站建成之后,院里还建立了一个移动观测站和五个实验室。这些都成为王红丽施展才能的平台。


赶上世博会机遇的王红丽是幸运的,但机遇从来与责任并存。

一方面,我国发展几十年来的污染体量也到了难堪重负、难以回避的阶段;

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在政策、经济还是技术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应对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的环境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困难而艰巨的,何况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好消息是,大气污染问题目前在我国已经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从搜索引擎上第一次出现“PM2.5”的词条到“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再到PM2.5被列入我国空气环境指标和各种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的出台,也就短短几年时间。


特别是2013年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十条以来,大气污染治理得到了快速发展,PM2.5下降了1/3之多。


尽管形势喜人,但王红丽和她的同事们心里清楚,大气污染防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牵一发动全身,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技术和监管技术等方方面面,任重而道远。


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

如果说,世博会期间为上海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和此后几年的环保经历都是王红丽职业生涯的必要历练的话,那么2018年11月,参与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空气质量保障任务,则是王红丽以主要参与者身份直接参与的一场必须确保打赢的硬仗。

王红丽向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介绍活性有机物相关研究成果


58个国家、1 000多家企业参展,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被视为是确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的重要元素。


为此,进博会专门成立了进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现场指挥部,国家生态环境部副部长亲自坐镇督战,市生态环境局、气象局及周边兄弟省市相关部门都投入了核心力量,王红丽等一线科研人员从10月28日启动开始,连续通宵达旦值守14天直至进博会结束。


业内将这次进博会的空气质量保障称为有史以来环保界直接应对的最重要的一场硬仗,王红丽说她是认同这一说法的。


按红丽的解读,这个“硬”不仅体现在任务重、压力大,而且与以往的峰会相比有诸多新突破。

   

 

进博会期间王红丽向进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现场指挥部汇报上海及周边大气污染排放实时评估结果


首先是在时间上,这次进博会时间短(只有6天,11月5日到10日),这意味着可以进行人工干预的窗口期很短,而气象的波动又大,调控难度不难想见。


其次是保障方式上,由于排放是根本内因(气象是诱因),因此生产企业的排放就成了关键因素,以往的减排方式比较粗放,一般是“划圈”,让圈里的企业暂停生产,随着减排的精细化,这种一刀切的减排方式将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本次进博会原则上是“三不一少”,即不停产、不限产、不限行、少扰民,这也是国家举办的大型国际活动期间让所有企业都正常生产的第一次尝试。


第三是管控的精准性上要求极高,需精确定位到某一个地点或某一个企业,然后进行实时跟踪密切关注。


王红丽讲得精彩,我们听得入神,不忍心打断提问。但听到精准管控这个环节,我们还是想请红丽举例说明。


红丽这样介绍:

研究人员通过监测跟踪预测,保障期间有两天的气团演变轨迹和2015年同期一个高污染气团演变轨迹非常相似,而2015年PM2.5的小时浓度达到了中度污染。研究人员综合轨迹追踪及移动监测,发现沿途某化工园区一家大型企业存在超标排放。

当天国家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就带队到当地突击检查督促整改。当地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经过连夜整治排放得到有效控制,成功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污染。


此外,进博会空气质量保障行动期间每天都会产生海量数据,除了上海外,还有长三角,京津冀等外围,所有信息都要汇总分析。


研究人员分4个组:气象分析组、空气质量监测组、污染源评估组和空气质量预报组。


每天上午9点开会,讨论前一天0点到24点的数据,因此科研人员必须连夜分析过去1天内发生的变化、污染原因,预判污染形势并提出新的应对方案等。


王红丽说,有时上午提出问题,下午就要给出答案,而且是非常精确的行动方案。

“这个压力太大了,与做研究时可以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找到答案完全不一样。时间紧,任务量大,结果准确性要求高,这也是团队成员需要通宵工作的原因。” 


一次精准治污的成功演练

以上种种新的尝试和转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就算是前期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实战的时候也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没有问题。


但是,事实是进博会空气质量保障这场硬仗打得很漂亮。


数据显示,历史上以往这个时间区间都有3天左右的污染,而进博会期间没有一天的数据超标,这足以说明管控措施非常到位,实现了精准减排,并且实现了诸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实现跨区联动,第一次采用人工干预作业,第一次没有“一刀切”,第一次没有一家企业投诉等,堪称空气质量保障史上的典范。尤其“点穴式靶向精准施策”的做法未来会在全国进一步推广。 


这场大战下来,王红丽得到了全方位的历练,无论是管理决策上还是技术实践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


同时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论文上,更要关注实际应用和当下需求,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为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信念。


在王红丽看来,问题导向的方式对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准化。


“大气污染很严重”,这其实是一句空话,因为这个老百姓都能看出来,今后要实现的就是对数据更精准的解读,对规律和成因更精准的把握,对污染物更精准的溯源,这些都是大气污染攻坚战很迫切的科技需求。


王红丽是2014年上海市科委扬帆计划的入选者,在2018年入选启明星计划之前她还得到过国家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


包括启明星项目等在内的课题都聚焦于污染物的溯源上,解析大气里的活性有机物对PM2.5生成的贡献,如工业和汽车废气是如何通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PM2.5的,并为接下来的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这也是目前国际大气化学研究的前沿和难点。


对王红丽的访问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她的事业和工作,以致能谈点个人近况的时间实在太短,但我们还是了解到这位优秀女性目前还是单身,知道了她已就任市环科院大气环境研究所的副所长


我们祝愿这位蓝天白云的守护者在2019年能找到那个对的人,也祈愿蓝天白云能护佑这位大气环境的护卫者。


本文源自《世界科学》杂志2019年第3期“今日启明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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